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洣江书院
作者:   时间:2017-02-03 11:44

  

  自隋唐兴科举以来,茶陵共建有书院38所,书院之数,居湖湘之首,正如李东阳的祖父、元朝殿元李祁在他的《学校记》所说的那样:“茶陵学校,湖湘为盛”。

  洣江书院建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为茶陵州规模最大的一所州立书院。它由当时的茶陵知州林廷玉所倡建。历时五百余年。后书院屡遭兵燹,多次荒废,三易其址,最终依弘治旧制建于原址,几经改造扩建,书院规制相当完整,规模非常宏大。

  整个建筑群分为前、中、后三排。前建头门,门前为二堵八字墙,两边各有一门,一个叫“礼门”,一个叫“入路”。自大门而进,是大堂,两边建乡贤祠三间,乡贤祠左右各有一门,一个叫“准绳门”,一个叫“规矩门”,意为“修学、修身要以儒家学说、经典为准绳,按儒家规矩办事”。最后排是大讲堂,由五组大楹柱支撑。在其前后两旁,建有主敬、行恕、修德、凝道四排斋房,后又增设御书楼、大成殿、山长宅、崇道祠等建筑。总共21间。书院后面还有一亭,叫做“吸秀亭”,与云阳山上的“吸秀园”遥相呼应。

  序厅充分展示了茶陵是湖湘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以神农文化、书院文化和红色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茶陵历史文化,开启了人类文明,教化了社会风气,承载了茶陵人的人文气质和时代精神。

  茶陵学风鼎盛,书院之数冠居湖湘,为“湖湘学派”培养输送了大量精英才俊。从这里走出的127名进士、2名状元、四大学士彪炳青史……茶陵富有厚重节律的文化脉象,成为了湖湘文化最为闪光的亮点。

   下面让我们走进第一展厅。悠悠古邑。“悠悠”,意为茶陵历史悠久,肇文明于史前,六千年前就有了文明的迹象。“古邑”,说明茶陵文化底蕴深厚,神农封邑于茶陵,在这里开创了农耕文明,并陵寝于茶乡之尾,使这里成为中华炎黄子孙寻根谒祖的圣地。

  茶陵素有“农勤于耕,士勤于学”的传统,其“耕读文化”在湖湘文化中独树一帜。自宋始,书院开始兴起,于元日盛,至清鼎盛。至清朝,茶陵先后有书院38所。

  【接入第一部分书院兴替】茶陵书院雏形于唐,兴于南宋,经元、明发展至清达到鼎盛,历时近千年。

  我国古代有两种办学体制。

  第一种是纳入国家办学体系的“官学”。如《汉书》里记载的那样:“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校、庠、序”都是官办学校。至唐以后,国立的和府州县立官学分别称为国子监、国子学、学校。明清时期,官学延至乡里,称“社学”。

  第二种就是“私学”,它包括蒙学和书院两个层次。蒙学分为义学、学馆、家塾,属低层次的私学;而民办书院则是高层次的私学。私学从春秋战国时期既已兴起。孔子就是兴办私学的杰出代表,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说。茶陵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私学的记载,茶陵第一个私塾就由唐茶陵第一个进士陈光问(69岁时中进士)创建的灵岩塾馆,这应该是茶陵民办书院的雏形。

  南宋时期,国力空虚,官学衰微,“不足以厌学者之望”,茶陵书院渐兴。明经书院是茶陵最早的书院,南宋绍兴二年(1132),岳飞 “当以一经教子” 相赠,宋高宗赐其名为“明经书院”,书院之名系南宋杰出诗人杨诚斋(杨万里)题写。

  到了元朝,统治者将书院其纳入官学体系,茶陵书院迅速发展,书院之数位居湖南第二。此时有茶陵第一所州立书院——紫微书院,茶陵最著名的私刻书院东山书院,茶陵名噪一时的宗族书院杜陵书院等。

  明初,统治者偏于官学,茶陵书院一度而衰。后期阳明心学兴起,讲学之风日盛,书院重振,新创了明道、西畴、洣江、云阳、云崖、旌忠等6所书院和一社学。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州立洣江书院。

  清初,统治者抵制书院发展,茶陵书院近乎消亡。至嘉庆年间茶陵书院才逐渐复兴。从道光至晚清,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共创建书院25所,书院之数为历代之最。

  【接入第二部分书院功能与制度】茶陵书院发展近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教学和管理制度,具备了各类书院的基本功能,集教学、著书、藏书、刻书和祭祀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茶陵书院既普及文化,具基础教育性质,又多以科举考试为目标,“所课多为《四书》文制艺”,间有经文、诗赋、义理之类。藏书、著书、刻书是茶陵书院的重要功能之一。茶陵书院多有尊经阁、藏书楼,其中洣江书院有“御书楼”,东山书院因刻印而负有盛名。东山书院刻印的图书印制精美,很有特色,纸张洁白有韧性,耐收藏,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品。多为历代朝廷内阁藏书,称之为“茶陵本”。如《梦溪笔谈》(东山书院刻本)自宫廷流落民间后,为清代著名藏书家汪士钟“艺芸精舍”珍藏秘本。嗣后散出,流落香港,为香港某收藏家所得。1965年,这位收藏家家道中落,要拍卖这部书和其它古籍善本。引起了学术界关注。这年11月,由周恩来总理批准,高价买回,由北京图书馆收藏。1975年12月,国家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这部古籍图书,名为《元刊梦溪笔谈》。由此可见东山书院的刻本之珍贵。今存传世刻本在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湖南、重庆、南京、浙江、河南以及台湾中央图书馆等大图书馆均有收藏。东山书院的图书刻印对后世影响深远。明、清两朝,茶陵私刻图书蔚然成风,成为当时湖南省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即茶陵为全省私刻中心。  

  茶陵书院分州立书院、乡里(都)、宗族书院和私立书院等几种,学田是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学田以民间捐赠为主,管理以社会管理为主,州立书院和乡都书院有少数官吏参与管理监督;建有较为健全的经费筹措、学产管理和生员招收等具体制度。 

  【接入第三部分书院山长】自隋朝至清最后一届科举,茶陵科举士子甚众。其中无论显于科甲,还是落第之人,多为饱学之士,他们有的踏上仕途,有的隐居山林,或埋头于学问,或教授生徒,成为书院办学的主体。其中,官办书院山长由官府选任;宗族书院山长多从族内士子中择优选聘,山长、主讲多由一人兼任;乡都书院山长多由当地士绅组成的乡义学会或首事会选聘;私立书院山长由创建者自任或兼主讲。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山长有:明经书院山长、主讲尹子房;东山书院山长、主讲陈仁子;杜陵书院山长、主讲李祁;知州兼洣江书院山长、主讲林廷玉。

 

第三展厅:茶乡士子。所谓“士子”,是古代对读书人的通称。自古以来,茶陵“士勤于学”,学风鼎盛,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特别是南宋以来书院开始兴起后,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史有“茶陵得才比各郡县尤多”的记载。从隋朝开科取士至清末废科举,茶陵仅历代进士就有127人。其中唐代1名,宋代76名,元代23名,明代24名,清代10名,位居湖南宋代第二,元代第一,明代第三,并有2名状元,1名殿元,2名榜眼,2名会元,4名宰相闻名于世。有歌曰:

  明三宋二元为冠,十一学士五抡元。

  十对兄弟十父子,四大宰相九部衔。

  救国安边十一雄,隐逸授徒八师先。

  东阳身任三学士,明朝主政十八年。

  【接入第四部分 四相文章冠两朝】清朝诗人陈圭赞美茶陵曰:“一州形胜雄三楚,四相文章冠两朝。”这“四相”指境内明翰林大学士刘三吾、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文渊阁大学士张治和清协办内阁大学士彭维新。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其政治才华、著作成就名垂千古。

  【接入第五部分 五元摘桂彪青史】在古代科举考试中,茶陵不仅考中进士多,而且摘桂抡元也不少,历史上有两名状元:即南宋状元谭用式,清代状元萧锦忠;有两名会元:明代的张治,清末的谭延闿;殿元一名,元代的李祁;榜眼两名:清代的曹诒孙和尹铭绶。他们都是茶陵书院浓厚学风熏陶出来的优秀才俊。  

  

  【接入第六部分 群星灿烂壮云洣】茶陵进士之多,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自隋至清,茶陵中进士之数遥居湖湘各郡县之首。至于爷孙继榜,父子蝉联,兄弟同科,叔侄比肩考中进士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耕读传家、寒窗砺志的故事广泛流传。

  这是茶陵第一个进士陈光问。茶陵严塘井头人。受隐逸风尚影响,年轻时隐居灵岩石窟,结庐设馆,读书授徒。唐天复元年(901)以69岁高龄“擢第四名进士”,授秘书省正字。因“属国多故”,尚未到任,复归旧庐,教授生徒。

  第四展厅:薪火相传。由于书院文化的惠泽,“农勤于耕,士勤于学”的风尚和“其性决烈劲直” “恬退于势利”的儒家价值观已深深融进了茶陵人的血脉之中,积淀形成了一种茶陵精神,这就是:崇学奉道的人文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勤劳务实的创业精神。

  “崇学奉道”: 茶陵人受农耕文化、书院文化影响,崇尚学习,尊重知识,知行合一,乐于奉道(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正道)已成为茶陵民众,尤其是茶陵士子的精神内核。他们虽身处贫寒,但仍尊师重教,不忘求学上进;如陈光问少寒栖身石窟苦读,谭钟麟幼年读书淡饭不继;他们不计显贵,知行合一,乐于奉道,或身居高位不畏强权谋求一方福祉,或归隐山林立德立言自寻一份人生快意:彦成(谭世勣)斥奸,不易璠玙之丽质;存吾忠国,敢与危城共死生。益翁清廉,身后仅遗《律》一部;子诚治蜀,兴利除弊尽为民;锦忠清高,退而传道著书立说。他们寒窗砺志、乐于奉道的故事至今仍然在湖湘大地广泛流传。

  敢为人先,是湖湘人的特质,也是茶陵人的特质。茶陵人在书院文化的惠泽下,秉承儒家进取入世的价值理念,挑战自然,挑战自我。历史上“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引领中国诗歌进行突围,茶陵东山书院成为宋末元初湖广刻书业第一家,创建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等诸多领先创举,均彰显了茶陵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茶陵历史上涌现的127名进士、科举摘桂的“五元”(2名状元、1名殿元、2名会元),29名共和国将军,32名国民党籍将军等领先人物,成为了茶陵人敢为人先的最好印证和诠释。

  不屈不挠,突出了茶陵人“深明大义、敢于战斗、敢于牺牲”的血性。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茶陵人民同仇敌忾,坚持抗战,茶陵是全国唯一没有建立伪政权的沦陷区。在这场战争中, 9400余人的茶陵英雄儿女舍生卫国,英勇献身,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家园,树立起了一座不屈不挠的民族丰碑。

  勤劳务实,突出了茶陵人朴实、勤劳,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品性。茶陵人敢想敢干,以“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茶陵牛”精神,奉献生命和汗水,为“湘赣枢纽、吴楚重镇、文明茶陵”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展厅:南学津梁。主要反映茶陵一中的发展史。南学,指湘东南。津,指渡口;梁,大梁,桥梁。这是茶陵一中首任校长曾熙所题。意为这是文明的渡口,知识与人才的桥梁。

  茶陵一中的前身先后为湖南省官立南路师范学堂、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省立五中、省立二中,1941年,因抗战等原因,省立二中迁入茶陵定址于洣江书院。

  洣江书院是茶陵州(县)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所州立书院,由明代茶陵知州林廷玉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倡建,清嘉庆十三年(1808),知州鲍炳礼改造扩建书院,书院规制更加完整,书院规模更加宏大。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状元萧锦忠为代表的一大批乡贤士子先后在这里就学、执教。洣江书院被茶陵“四大学士”之一、“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称为“文献之地”(这里的“文献” 是指历史、文化有关的典籍和人物,就是说,洣江书院为社稷培养了诸多杰出人物,蕴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典籍)。

  洣江书院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五十九年(1794)知州王润复迁建狮子山,三易其址,多次修复。从洣江书院第一任主讲,茶陵知州林廷玉开始,理学大儒湛若水、邹守益,知名山长与师儒刘梦凰、谭吉兰、周焘、萧锦忠等一批著名师儒先后在这里讲学,著书立说,对茶陵书院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民国三十年(1941),湖南省立第二中学迁入洣江书院。省立二中作为当时“湘南的最高学府” “湖南的北大”,她从南路师范学堂、省立三师、省立五中一路走来,高举“南学津梁”的大旗,把这里作为文明的渡口、知识与人才的桥梁,与洣江书院的文风遗韵融为一体,为民族的教育事业贡献过较大的力量。

  湖南省官立南路师范学堂创办于1905年,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在湖南的产物,也是全国最早的师范学堂之一。首任监督(校长)曾熙,湖南衡阳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曾任衡阳石鼓书院兼汉寿龙池书院院长,才艺杰出,学识渊博。为一代书画大家,颇富盛名,有“北李(清末书法家李瑞清)南曾(曾熙)”之称,国画大师张大千即为其弟子。他秉承兴学育人,救亡图存的教育思想,严谨治校,孜孜以求。他手书“南学津梁”巨幅横匾,悬之于通衢,以此作为办学指导思想,指引南路师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挽澜救亡,振兴中华。学校的校风、校纪和教学质量,在湘南独领风骚,被誉为“湘南最高学府”。

  辛亥革命后,南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1年10月,毛泽东亲自在这里建立湘南最早的中共组织,这里成为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在湖南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和大本营。恽代英、张秋人、蒋啸青、蒋先云、黄静源、夏明翰等一大批革命先驱和进步力量在这里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大力支援和推动了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组织和发动了“湘南暴动”;同时,这里培养了陶铸、江华、黄克诚、张际春、张平化、周里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这里被誉为“湘南革命摇篮”。(这段文字可以删除)

  1941年,湖南省政府命令,湖南省立衡阳中学师范部(当时省立中学实行师范和普通中学合办制)改为“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中学部改为“湖南省立第二中学”。经过三次搬迁后,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于1941年定址于茶陵洣江书院。学校尊奉教育救国、人才救国、思想解放救国的办学宗旨。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一大批仁人志士、青年才俊在这里踔厉风发,从这里启程了人生的青春之旅,一大批社会栋梁和俊杰从这里脱颖而出。学校享有“湖南的北大”之美誉。

  1952年,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改名茶陵一中。新时期以来,茶陵一中秉承“南学津梁”的优良传统,盘活教育资源,创新办学思想,以“办有活力的学校,育有灵魂的学生”为办学宗旨,把关注人的发展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践行“创造适合一切学生的教育,让教育更好地润泽生命”这一示范性教育理念,使学校成为了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成就突出的湘东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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